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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停下来问一个女孩的名字和年龄，她看起来像七八岁的样子，但实际上已经12 岁了一一营养不良阻碍了她的发育。我问她自己生活中的梦想是什么，她说自己想成为一名老师
，并准备努力学习和工作以实现这个理想。我知道如果她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生活，那么能够活到上中学以及师范学校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对这些孩子来说，上学是→件可遇而
不可求的事情。无论上学与否，孩子们都染上了疾病。他们的入学率取决于家庭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他们取水、砍木柴，或者照顾弟妹及堂兄弟姊妹$也取决于他们是否付得起上学
所用的物品、校服以及支付交通费用;还取决于步行数公里路程去学校的安全性。
当天晚些时候，我们离开这个村庄飞往第二个城市Blantyre ，我们要访问位于那里的马拉维主医院一一伊丽莎白女王中心医院。在那里，我们经受了当天受到的第二次冲击。马
拉维政府渴望以这个医院为基地，开始为大约90 万感染HIV 病毒的国民进行治疗的计划，这些人因为缺乏治疗，濒于死亡边缘。这个医院为那些能够负担抗逆转录酶病毒疗法所
需的每天1 美元费用的人们建立了一个宽敞的诊所，这种疗法基于马拉维政府与印度基因药物生产商一一Cipla 达成的协议，这家企业是向贫困国家提供低成本抗逆转录酶病毒药
物的先驱。马拉维政府太穷了，不能为所有需要治疗的人负担每天1 美元的费用，所以这项医疗计划最初只适用于那些能自己负担治疗费用的少数马拉维人。当我们访问这家医院
时，这个治疗点每天只向能够自己负担费用的大约4∞人提供抗艾滋病药品一一一个有90 万人患艾滋病的国家中的400人!其他病人实际上不能得到任何抗艾滋病药品。
正当他的总结使我们感到鼓舞的时候，这位医生站了起来，建议我们看一下就在会议室隔壁的病房。事实上，这个所谓"病房"只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委婉说法，因为就其实质而言根
本不是病房。"病房"里是即将死于艾滋病的马拉维人，病房中没有任何药品。这个房间大约摆放了150 张床，容纳了450 名艾滋病人，大约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大多数情况下，
两个人头脚相对躺下一一分享这张"死亡之床"，另一个人躺在他们身边或者躺在床下面的地上-一有时候直接躺在地上，有时候躺在一张木板上，在床下等待着死亡的来临。房间
中呻吟声此起彼伏。这是一个死亡之屋-一其中3/4 以上的人处于不使用药物治疗的艾滋病晚期阶段。家庭成员坐在床边，摆着干捆的嘴唇，看着他们心爱的人死去。在这个大厅
里负责治疗的医生同时也正是掌管这项医疗服务的人。他知道能够做什么。他知道要不是缺乏每天1 美元的医疗费用，这些病人能够从死亡之床上站起来。他知道问题不是基础设
施、后勤或者药物依赖。他知道问题是这个世界看着每天数百名马拉维人死于贫困而不闻不问，无动于衷。
这个世界上大约有10 亿人(占人类总数的1/6) 过着像马拉维人一样的生活一一疾病丛生、饥荒盛行、极其贫穷，以至于不能踏上发展之梯的第一阶。这些人是这个星球上"穷人中
最穷的人"或者说"赤贫的人"。他们全部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确实存在贫困，但不存在极端贫困)。当然，这10 亿人不是每天都濒临死亡，但他们每天都要为了生存而挣扎
。如果他们遭受旱灾或者洪灾，或者严重的疾病，或者他们种植的商品作物的世界市场价格暴跌，那么结果对他们而言是很严重的一一甚至意味着死亡。这些穷人每天的现金收入
仅为几个芬尼。
大约有15亿人，他们面对的问题与孟加拉国的妇女所面对的问题相同。这些人属于"穷人"，他们的生活比仅能维持生存要好一些。尽管每日的生存之需可以得到保证，他们为了使
收支相抵仍然需要在城市和乡村中奋斗。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面临死亡，但是周期性的财务困难以及缺乏诸如安全的饮用水和良好的厕所之类基础设施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赤贫的人(大约为10 亿)和穷人(另有15 亿)合起来约占全球人口的40 0/0 。
有25 亿人(包括印度IT 业的工人)位于发展之梯更高的阶梯上，构成了中等收入阶层。这是些中等收入的家庭，但是按照富裕国家的标准肯定算不上中产阶级。他们大部分生活在
城市里，能够住上甚至装有室内管道设备的比较舒适的房子里。他们能够购买小型摩托车，甚至某一天能买辆汽车。这些人的营养充足，甚至患上了富裕国家的人们常吃不健康快
餐所得的疾病。
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是还有1/6 的人口根本就没有踏上发展的阶梯。大量极端贫困人口被困在发展陷阱中，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逃脱极端的物质贫困。他们陷于疾病、与世隔绝
的地理条件、严峻的气候条件、环境恶化以及极端贫困的陷阱之巾。尽管有一些提高他们生存下去的机会的救命措施-一提供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基本药品，或者是防止症疾传播
的蚊帐，但是这些家庭及其所在国政府缺乏进行这些关键投资的财政资源。世界上的穷人听说过发展阶梯:他们干着急地看着位于阶梯上部的富足景象。但这些人没有办法踏上发
展的阶梯，因而不能开始其脱离贫困的进程。
数千年的时间，整个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有人口的逐渐增加。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千年的开始一一公元1 年，世界上大约有2.3 亿人口，然后逐渐上升到公
元1000 年的2.7 亿、公元1800 年的9 亿。实际生活水平的变化更为缓慢。根据麦迪森的估计，从全球范围来看，在第一个千年内生活水平没有可以识别出的提高，而在公元1制
年至公元1800 年这800 年间人均收入水平上升了大约50% 。
到1820 年为止， 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最大差距一一具体而言，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英国与最贫困的地区非洲之间的差距一一是人均收入比为4 : 1 (甚至在按购买力平价
调整了之后也是如此)。到1998 年，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一一美国与世界上最穷的地区一一非洲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20 : 1， 因为世界所有地区在1820 年有一个大
致可以比较的起点(按现在的标准看所有地区都是贫困的) ，所以现在地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一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出现了"现代经济增长"而其他地区没有。
今天地区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收入不平等反映了经济增长的高度不平均格局。
年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微小差异，如果持续几十年或者几百年，最终将会导致经济福利水平的巨大差异(福利水平以一个社会的平均人均收入来衡量)。例如，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GNP) 在1820-1998 年间以每年1 .7%的速度增长。这导致美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了25 倍，人均收入水平从1820 年的2100 美元上升到现在的30000美元(按1990 的美元价格计算)
。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最富裕的经济体的关键并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增长→一比如像中国最近取得的每年8 %的增长率，而是每年以更适度的1 .7 % 的速度稳定增长。问题
的关键是连贯性，即美国在几乎两个世纪中保持着收入增长这样一个事实。
非洲的经济平均以0.7%的年率增长，这个速度看来好像与美国取得的1.7% 的增长速度差异不大。但是经过了180 年，这个年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就导致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非洲
的初始人均收入水平大约为400美元，以0.7 % 的年率增长，到1998 年人均收入水平为1300美元，不过翻了3 番而已。而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则增加了近25 倍。因此现在美国和
非洲之间近20 倍的收入差距开始于1820 年3 倍的收入差距，这个3 倍的收入差距由于二者之间年增长率的差异(1.7 %对0.7 % )被放大了7 倍
理解现在的巨大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理解为什么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在"现代经济增长时期"以不同的速度增长。每个地区在开始时都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全世界只有1 /6 的人口通
过持续增长达到高收入状态，另外有2/3 的人口通过适度的经济增长达到中等收入状态，剩下的1 /6 人口在整个时期都以缓慢的速度增长，仍然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我们首先必
须理解为什么在长期内增长率的差异那么大，这样我们才能找出提高现在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世界总产出增加了50 倍。世界上每个地区都经历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增长(无论按总体经济还是人均衡量都是如此) ，但是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增长得更快。现代历史的关键事实不
是收入由于武力或其他因素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而是世界收入水平普遍在增长，但是不同地区的增长速度不同。
这并不是说富国曾经剥夺过穷国的指控是错的。事实是他们确实剥夺过穷国，而且穷国继续在很多方面受这种剥夺的损害，包括持续的政治不稳定问题。然后，现代经济增长的真
实故事是世界上有一些地区有能力取得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而其他地区陷于停滞(至少比较而言是如此)。推动世界收入水平长期增长的主要力量是技术，而不是富国对穷国的剥
削。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整个世界(包括现在的落后地区)将有希望收获技术进步的果实。经济发展过程并不是"零和博弈"一一一方之所得必为一方之所失。相反，经济
发展是每个人都能获益的"正和博弈"。
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做法在经济上没多大意义，在大量外债的压力下，它们全都崩溃了。第二世界的中央计划是一个坏的想法，第三世界的"独立自主"同样也是。为什么这两种
思想都是不对的?对此亚当•斯密已经解释过了。通过封闭自己的经济，第二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国家也就切断了自己与全球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他们花费巨额成本自己
建立的工业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一一即使是当它们试图参与国际竞争时也是如此。这些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封闭性的，它们的企业缺乏竞争、腐败横生。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国
家失去了参与第一世界的技术进步的机会一-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不信任第一世界。可以理解它们意图保护自己的独立主权，甚至当其独立主权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到了1990 年代早期，绝大部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都这样说道:"我们需要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我们要保持独立的主权，我们也想自己作出决策，但我们将放弃列宁
和斯大林式的中央计划，因为它们根本不起作用。我们也将放弃自我强加的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因为经济上的孤立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
最贫困的国家面临的最关键问题在于贫困本身成为一个陷阱。当贫穷现象非常严重时，穷国不能依靠自身的能力摆脱这种困境。原因如下一一让我们考虑由人均资本缺乏所引起的
贫困。贫穷的村庄缺少卡车、平整的公路、发电站和灌溉水渠。人力资本非常低，受到饥饿、疾病折磨的没有文化的村民为了生存而挣扎。自然资本也被破坏一一树木被砍伐、土
壤的养分被耗尽。在这些情况下，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一一物质、人力以及自然资本，但这需要更多的储蓄。当人们处于贫困状态，但不是极端贫困状态时，他们还有能力进行储
蓄。但当他们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时，他们需要用其全部收入或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存，根本没有多余的收入用于未来的投资
美国人相信他们的财富是凭自己的才能创造的。他们忘记了他们继承了一个广阔的大陆，矿产丰富、土壤肥沃、雨水充沛、富于适合航行的河流，以及数千英里的海岸线和数十个
天然港口一一这为其海洋贸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他国家的地理条件就不是这么有利。许多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为高昂的交通成本所困，因为这些国家或处于内陆，或位于高山
地区，或者缺少可航行的河流、漫长的海岸线、天然港口。文化因素不能解释玻利维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和中国西藏地区持久的贫困。被陆地包围的多山地区面临着扼杀几乎所有
现代经济活动的高昂交通成本，以及经济上与世隔绝的状态。亚当•斯密尤其强调低成本、以海洋为基础的贸易，并注意到最遥远的地区也是经济发展最迟滞的地区。
许多国家陷于贫癖的自然条件之中，或者农业生产率很低，或者易于遭受持续的旱灾。大多数热带地区易于致命疾病的传播，这些疾病包括症疾、血吸虫病、登革热及几十种其他
疾病。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具有理想的降水、气温条件及蚊虫种类，使其成为全球症疾的高发地区，这也许是历史上阻碍非洲发展的最大因素
可以从内陆国铺设通向另一国港口的公路，热带疾病也能够得到控制，可以通过灌溉来克服干旱的气候条件。不利的地理条件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一般可以通过实际
技资以及对设施的良好管理来解决。不利的地理因素提高了解决农业、运输以及健康问题的成本，因此使一个国家更易于陷入贫困陷阱之中。
经济发展要求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政府必须承担多种角色。它必须识别出最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并对其融资，必须为所有的人口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而不
只是为少数人提供。政府必须创造一个有利于私有企业投资的环境。那些投资者必须相信他们能够被允许经营企业并保留未来获得的利润。政府必须约束自己收受贿赂及额外收益
的行为。政府必须保持国内和平和安全以使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会受到不适当的威胁。政府应当使司法体系能够界定财产权并使契约得到公正的执行。政府还具有保卫国土、
抵御外敌人侵的职责。
尽管今天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7 % 以及世界GDP 的11 % (按购买力平价调整) ，这些国家的专利发明仅占2则年在美国注册的专利发明的1 % 弱。专利数目最多的
前20 个国家全是高收入国家，它们占了世界所有专利发明的98 %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创新活动的巨大差距当然是造成最富的国家与最穷国家发展差异的最根本原因，它也
是造成最贫穷的国家未能踏上发展之梯的最根本原因。富国从创新中获得了更大的财富，从而进一步激励了创新$而穷国则做不到这一点
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是如何逃脱贫困陷阱的蹂躏的?其他国家为什么不能?将那些成功逃脱贫困陷阱的国家与未能逃脱的国家相比较，成功的故事显示出某些特征。看起来最重要的
因素好像是粮食生产率。经历了经济增长的贫穷国家通常是那些每亩谷物产量提高以及大量使用化肥的国家。而那些在1980 年农作物产量非常低的国家则在1980 年至20年间经历
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非洲和亚洲的最大不同是一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亚洲的人均粮食产量较高且一直在上升，而非洲的人均粮食产量很低并在不断下降。亚洲的农村地区人口密集，有相当广阔的公
路网络可以把肥料运往农田并把农业作物运到市场上。农民使用肥料及用水灌溉农田，因此粮食产量高。捐助机构对亚洲地区开发高产量的作物种类提供了大量支持。在这些条件
下，亚洲的农民能够种植高产的作物，从而产生f农民人均产量提高.的"绿色革命"。相比而言，非洲的农村地区人口不是那么稠密，缺乏运输化肥及农作物的公路系统。农民不给
庄稼施肥，依赖于雨水而不是使用灌溉水。令人悲哀的是，捐助者未能提供足够的资金，以改进适合非洲条件的作物种类。
经历经济增长的亚洲国家在1980 年开始增长时具有更好的社会条件一一高识字率、低幼儿死亡率以及低生育率。因此，它们更不容易陷入人口陷阱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亚洲的
农民比非洲的农民更为富裕。另-一个趋势是，人口较多的贫困国家发展得更好。更多的人口可能扩大了市场规模，使其更能吸引国内外的投资者。也许在那些人口较多的国家更
容易引人诸如公路、电力供应这些基础设施。这是因为基础设施网络的特征是需要巨大的初始建设成本，那些人口更多、更为稠密的经济体更容易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
马拉维茨的谈话是从一个明显的观察开始的:"这是一个内陆国家，位于安第斯山脉之上，面临着极高的运输成本。玻利维亚惟一能够出口的产品是那些单位重量价值很高的产品，
因为只有那些产品才能成功克服高运输成本的障碍。"马拉维茨的观察是，作为一个国家，玻利维亚最初在西班牙殖民时代是银出口国，然后是金出口国。玻利维亚在19 世纪经历
了出口橡胶的繁荣，在20 世纪早期经历了出口锡的繁荣，在1960 和1970 年代经历了出口石化产品的繁荣，在1980 年代则经历了出口古柯的繁荣。所有玻利维亚的出口商品事实
上全是那些单位重量价值很高的商品。"这个国家现在能出口什么呢?"对我而言，有些令人不能相信的是，马拉维茨关于玻利维亚地理困境的观点是很新鲜的。我当然知道玻利维
亚是个多山的内陆国。山地景色使玻利维亚;更加迷人，拉巴斯的高海拔使我感到间歇性的呼吸困难，另外玻利维亚的内陆同位置使其对智利(其在1884 年夺取了玻利维亚靠海的
地区)产生持久的怀疑和复杂的情感。但是我没有思考这些地理条件如何在玻利维亚的周期性贫困中成为关键的(甚至是压倒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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